孔子_孔子简介_一品句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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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孔子生前主张述而不作。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他没有自己的著作。他将一生的主要精力投注于以行道为原则的政治实践。

　　他认为对道的追求是古来圣贤共同的理想，自己所应该做的便是将前人的理想付诸实践。即使在他确信政治实践无法成功而转向文化教育事业的晚年，他所致力的也不过是将前代典籍进行整理和讲解。

　　他在著作方面的这种谦逊态度，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本人的思想和文采不足表于后世。和他同时代的人们已认定他为圣者，他的弟子以听不到他对性与天道的谈论而深表遗憾。因此，在孔子以73岁的高龄去世之后，对孔子言行的收集整理便成为孔门弟子和孔门后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略说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书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他是殷商的后裔。

　　他的先祖孔父嘉为宋国宗室，因上距做过宋国国君的先祖已有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由于妻子长得美丽而被宋国权臣华父督杀害，他的后代逃到鲁国。到孔子，已是孔氏在鲁国的第四代(也有人说为第六代)。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个大勇士，曾任鲁国陬邑大夫。他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死去。孔子从小随寡母一起长大。为了生计，他曾学会做许多粗活，并到鲁国大贵族季氏家中做过委吏、乘田等小官。可以说，孔子已经从贵族世家沦落为“贫且贱”的平民。他自己也说： “丘少也贱。”

　　然而，这种“贫且贱”的生活和地位并没有伴随孔子的一生。他后来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跻身为鲁国的大夫。

　　使孔子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日益剧烈的社会大变动。这种社会大变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概括为宗法世袭制向官僚地主制的转变。

　　在西周那种典型的宗法世袭制度之下，各级贵族世世代代承袭其政治地位，广大被统治阶层永远不能改变其受奴役的命运。

　　从西周末期开始，随着被统治阶层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向贵族集团争取政治权力。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复杂和贵族集团的日益腐朽堕落，也迫使贵族统治者从被统治阶层去发现和选拔有学识和有能力的政治人才。

　　选拔这类人才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掌握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贵族文化并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

　　接受这些文化知识的正规教育，本来是当时贵族子弟的特权。但到春秋后期，平民出身的人士多有通过自学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孔子便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一种模仿大人摆设礼器的游戏，后来终于成为学识渊博的人物，以致身为鲁国三家大贵族之一的孟僖子都认为他将会显达，在临死前遗嘱两个儿子向他学礼，以便维护他们的地位。这表明，因为孔子对礼的讲求，上层贵族开始接纳他为自己的同类。

　　从此以后，孔子的一生便与春秋时代的上层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一位出身于平民阶层而又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士，孔子并不以得到显赫的官职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他对当时贵族集团的昏庸腐朽和社会政治的黑暗混乱强烈不满。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政治的思考，孔子形成了自己改良社会的思路。

　　孔子认为，要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恢复西周鼎盛时期的有序状态，即实施和完善礼治。对礼治的关注是春秋时代进步贵族思想家的一大特点。他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成果，并将其发展到新的时代高度。

　　他明确指出，礼必须以仁为根本。他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那么，作为礼乐根本的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论语》中，孔子谈到仁的地方很多。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仁即是“爱人”。所谓爱人，就是要求统治者把老百姓当做与自己相同的人看待。他与子贡的一次对话对此有具体的表述。《论语·雍也》载：子贡日：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向孔子请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孔子认为这已远远超出仁而达到圣的境界了，即使尧舜也不易做到。而仁，则不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让别人获得与自己同样的取得政治地位的权力罢了。

　　它并不要求损己利人，也不允许损人利己。在仁介入之后，礼原先那种为周代贵族集团服务的本质可以说基本被剥除。

　　礼完全成为全社会的一种与血缘出身无关的等级结构形式。在以仁为核心的礼治之中，虽然仍存在着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别，但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在原则上应当由一个人凭才能所取得的职位来决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政治思想无疑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平民阶层的利益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由于贵族集团仍然是当时社会的统治势力，孔子的这种政治理想注定在现实社会中无法顺利实现。他在鲁国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失败之后，便开始周游列国，希望有一个能实行他的主张，但终其一生，他的这一愿望都没有实现。

　　于是，为了让自己的主张能行之后世，他在晚年将主要精力投注于培养人才和创造性地整理古代典籍。他培养的学生之多，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之说。

　　从今天来看，比孔子的政治学说更为具有借鉴意义的是他的人生哲学。在他一生的奋斗过程中，孔子遇到很多的挫折和烦恼。

　　在应对这些烦恼和挫折的时候，孔子形成了他坚实的人生哲学。他曾对自己一生的精神历程作过一次回顾：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15岁时决心从事学问，30岁时已能自立于社会，40岁时确立人生的原则，50岁时懂得天命，60岁时开始理解一切，70岁时可以随心所欲而不违反各种规矩。在这一精神历程中， “四十不惑”和“五十知天命”是最为耐人寻味的。

　　所谓“不惑”，就是确立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这一态度最为明显地体现于孔子对志向与利益的关系的认识上。

　　志向与利益是每一个人心中必须面对的一组矛盾关系。中国自古就有“志于道”的传统，孔子对此也十分重视。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后世的假道学、伪君子们由此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观点，以致“满口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现象比比皆是。

　　孔子的看法却并非如此。他充分肯定人的正当欲望的合理性，并不反对追求财富和地位。不过，他认为，追求财富和地位，必须不违背道义原则。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黼·述而》)

　　如果违背道义，与其富贵，不如贫贱。但这并不等于说义与利是对立的。相反，孔子认为，在真正健全的社会中，义与利是统一的。他明确指出：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国家政治黑暗，你取得富贵，说明你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所以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清明，你却陷于贫贱，说明你无德无能，所以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孔子的价值原则是十分理性而辩证的，因而也是十分坚定而自信的。正如他所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所谓“知天命”，在孔子那里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天、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一对信仰范畴。

　　孔子对之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把天看作人的精神力量的外化形式。他认为天是他唯一的理解者，但他并不指望天给自己带来什么，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不过，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从天那里寻找信念的力量。

　　他周游列国时，曾在一个名叫匡的地方被围困，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还有一次，他路过宋国，宋国司马桓魑想杀死他，他说： “天生德于予，桓魃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神圣的天使他镇定自己、蔑视敌人。

　　命在他看来比天更为重要。他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那么，命究竟是什么呢?与当时一般人所理解的“土天降命”不同，孔子认为，一个有德的人不见得有好的命运，而一个命运好的人也不见得有德。也即是说，天不会依据人的德行来安排或改变人的命运。

　　他的学生伯牛德行很高，却得了恶疾。孔子握着他的手说： “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鲁国贵族公伯寮干扰孔子学生子路在鲁国推行改革，孔子说：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由此可见，在命的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法对命作出预测或影响。一个人要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只有到他行为的最终时刻才能清楚。这样一来，命实际上成为人在既定目标无法实现或遇到不幸情况时所作的一种自我宽慰和自我解嘲。

　　孔子终生都为行道而奋斗，被人戏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他坚信自己的奋斗是符合天意的，而事业的不能成功则是由于命运的限制，因此，他永远怀着“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没有意气消沉的时候。

　　这就是他天命观的真谛吧!孔子人生哲学的深广意义，从上述两个方面即可见一斑。作为一位被视为“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有关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的论述，到现在已成为格言警句。如“温故知新”、 “举一反三”、 “见贤思齐”、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对所有志学者都有着永久的指导意义。但比这些更为值得我们重视的，则是他的人格教育思想。

　　孔门弟子追随孔子的最初动机是学习和掌握步人仕途所需要的礼乐文化，寻找人仕的机会。孔子对他们的这一动机并不持否定态度，但他更看重的是让学生们形成他称之为“君子”的一种道德人格。他认为养成健全的人格比掌握广博的学识更有意义。他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教育学生时，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排在第一位。他认为只有在德行上努力加强自己修养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好学。他的学生很多，他认为只有颜回算得上好学，因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乐天安命，不忧不惧;(2)杀身成仁，义以为上;(3)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能够在这些方面树立坚定信念并付诸人生实践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人。这种教育思想对于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曾动情地谈到他对孔子的感受：“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孔子就是这样：越仰望他，就越觉得高;越钻研他，就越觉得深。你不能简单而固定地掌握他，但他又总是或前或后地在你身边。只要你尽心去体会他，他就永远能给你启发。而且，随着你人生阅历和人生体悟的增加，他给你的启发也就越大。

　　正如日本作家井上靖在为他的小说《孔子》中译本所作的《致中国读者》一文中所说：“六七十岁的人读《论语》，大抵和我一样，都成为《论语》的俘虏。”